威尔·杜兰特｜文明不能遗赠，它须由每一代人重新学习
若以国家、道德和宗教兴亡的全貌为背景，“进步”的观念本身就是可疑的。但是，进步难道只是每一代自诩“现代”的人，徒劳无益、习惯性的吹嘘吗？从历史的过程中，我们认为，人类的本性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，所有的技术成就，都不得不被看成是用新方法完成旧目标——取得财货，追求异性（或者同性），在竞争中取胜，发动战争。在我们这个觉醒的世纪里，最令人沮丧的发现之一，就是科学的中立：它随时愿为我们疗伤，也随时愿为我们杀人；它能为我们建设，破坏起来也更厉害。现在想来，培根骄傲的名言“知识就是力量”是多么不合适啊！有时我们感到，相比于今天我们一再努力扩大我们的手段而不去改善我们的目标，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重在强调神话和艺术，而不是科学和力量，其做法显然要更为明智。
我们在科学与技术方面的进步，善与恶的特点兼而有之。生活上的舒适与便利，可能已经削弱了我们体质的活力与道德品质。我们极大地发展了运输方式，但是我们中的一些人用它来方便犯罪、去杀害我们的同胞，或者是杀死我们自己。我们两倍、三倍甚至百倍地提升运动速度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的精神变得更加懈怠，拥有双腿的我们，每小时能够移动2000英里，但我们始终不过是穿着裤子的猴子。我们为现代医学治疗和手术的进步而喝彩，但愿它没有带来比病痛更坏的副作用；我们感谢医生超强度的勤勉，他们疯狂地与细菌的复活和新疾病进行赛跑；我们也很感谢医药科学帮我们延年益寿，如果这种延长不是被病痛、残废与忧郁所包围的话。学习和报道世界上每天发生的事情，我们的能力比过去增加了上百倍，但是有时我们又羡慕我们的祖先，他们平平安安地生活，只是偶尔被村子里的一些琐事骚扰。技术工人和中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善，但是我们也任由阴暗、破烂的贫民窟在城市中溃烂。
我们为摆脱了神学而欢欣，但是我们是否培养出了一种自然的道德伦理——独立于宗教之外的道德规范——其力量足以阻止我们自私、好斗和好色的本性破坏我们的文明，从而避免陷入贪婪、罪恶和淫乱的泥潭之中呢？我们是否真的超越了偏执，还是仅仅把对宗教的敌视变成了对民族、意识形态或种族的歧视？我们的风尚比以前更好还是更坏了？一位十九世纪的游客说：“当你从东向西游历，风尚有规律性地在变坏；在亚洲是坏的，在欧洲也差不多，在美国的西部各州，则是集坏之大成。” 而现在东方却在模仿西方。为了保护人民不受社会与政府的侵犯，我们的法律是否对犯罪太过宽大？我们让自己享有的自由，是不是已经超出了我们智力所能够承受的程度？或者，我们的道德和社会的混乱已如此不堪，使惊恐的父母重新跑进圣母教堂，求她管束自己的儿女，无论付出什么样思想自由的代价？是不是自笛卡尔（Descartes）以来，由于哲学不承认神话在安慰人类和控制人类方面所起的作用，而导致所有的哲学进步都是一个错误呢？“知识越多，悲伤越多，大智慧里藏着大痛苦。”
自孔子以来，哲学方面可有过任何进步？或者自埃斯库罗斯（Aeschylus） 以来，文学方面可有过任何进步？我们是否可以确定，我们的音乐，虽然有复杂的形式和强大的交响乐团，就一定比帕莱斯特里那（Palestrina） 的音乐更加深沉？或者比中世纪的阿拉伯人用他们简单的乐器随意伴奏下的单调歌声，更加悦耳或感人？［爱德华·拉内（Edward Lane） 谈到开罗的音乐家时说：“我曾被他们的歌深深吸引……比我以前欣赏过的任何音乐都要好。” ］我们的现代建筑—虽然风格大胆、新颖、令人难忘 —与古代埃及或希腊的神庙相比又会如何呢？或者我们的雕塑，与埃及法老海夫拉（Chephren）的雕像，或者希腊信使神赫尔墨斯（Hermes）的雕像相比，又会怎么样呢？或者我们的浮雕，与古波斯帝国的都城帕赛波里斯（Persepolis），或者希腊帕特农神庙相比，又如何呢？再或者，我们的绘画，与凡·艾克兄弟（van Eycks）或者霍尔拜因（Holbein）的画相比，又会怎么样？如果“用秩序取代混乱是艺术与文明的本质” ，那么美国与西欧的当代绘画，就是以混乱替代秩序，这不是我们文明堕落到杂乱无章的混乱状态的明显信号吗？
历史是如此的丰富多彩，以至于只要在事例中加以选择，就可以为任何历史结论找到证据。以较为乐观的偏见选择我们的证据，我们也许能引申出更惬意的思想。但是，也许我们首先需要明确“进步”对我们意味着什么。如果它意味着幸福的增加，那么历史的进步就是子虚乌有的。我们自寻烦恼的能力是无限的，不论我们克服了多少困难，实现了多少理想，我们总要为生活中显而易见的不幸找出借口。认为人类和天地万物不值得我们赞扬，这种想法能带来隐秘的快感。如果用孩子的平均身高比过去高、生活用品也比过去好的例子，来证明现在比过去进步，似乎是愚蠢的 —因为可以确定的是，孩子总是最幸福的。有没有更客观的定义呢？这里，我们想把“进步”定义为增加对生活环境的控制。这是个既适用于人类，也适用于最低等生物的标准。
我们不能要求进步是持续不断的，或者是普遍的。很明显，正如个体的发展也会有失败期、疲劳期和休息期一样，衰退是很正常的事；如果在现阶段对环境控制方面有进展了，进步就是真的。我们可以想象得到，几乎在历史上的任何时期，都有一些国家在进步，也有一些国家在衰退，比如今天的苏联在进步，英国则在衰退。同一个国家，也可能在人类活动的某一领域进步了，在另一个领域却衰退了，正如美国在技术领域是获得进步了，但在平面艺术方面却是落后的。如果我们发现，在年轻国家中，像美国和澳大利亚，他们的有才之士，都倾向于从事实用类、发明类、科学类和管理类的工作，而不是从事像画家、诗人、塑像家或者作家之类的工作，则我们就会了解，每一个时代以及每一个地区，在追求对环境的控制方面，是需要对一些类型的能力加以引导的。我们不应该把某时某地的作品，拿出来和人类各个时代中被精心挑选出来的最佳作品进行比较。我们的问题是，是否平头老百姓也都普遍增强了他们控制生活条件的能力？
如果我们把眼光放长远些就会发现，现代人的生活虽然是不稳定的、混乱的、危机四伏的，但是和无知、暴力、迷信和疾病丛生的原始人生活比较，我们还不至于太过绝望。在文明国家，最低层的人与野蛮人相比可能只是略有差别，但是，在这之上，成千上万的人已经达到很高的精神水平和道德水平，这是原始人难以企及的。我们身处城市生活纷乱的压力之下，有时很想逃避回到文明前的淳朴生活方式。但是，这也只是偶尔的想入非非，我们知道这是对现实工作产生的一种逃避反应。将原始人偶像化，就像年轻人的其他许多心情一样，也是青春期一种不能适应环境的发泄表现，是自觉的能力尚未成熟、尚未派上适当用场的表现。“友好而潇洒的野蛮人”也许很开心，但是他要刀不离身，他得吃昆虫，他浑身脏兮兮。一项对现存原始部落的研究显示，他们婴儿的死亡率很高，生命期都很短暂，体质和速度都不太强，更容易得病。如果生命的延长表明了对环境有更大的控制力，那么死亡率就宣告了人类的进步，因为在最近的三个世纪中，欧美白人的寿命已经延长了三倍。不久之前，殡仪从业者甚至开会讨论到，人类死亡从整体上说变得越来越迟缓，已经对其行业造成了威胁。如果殡葬业者叫苦连天，那么进步就是真的。
在古今之争中，根本就不清楚古人是否胜出。在现代国家，饥荒已被消灭，一国生产的粮食不仅喂饱自己有余，而且还能出口动辄以百万计蒲式耳 的小麦给需要的国家，我们能说这是微不足道的成就吗？我们不是正在积极地发展科学，由此大大减少了迷信、蒙昧与宗教偏执吗？我们不是正在积极地推广技术，由此能使食物、住宅、享受、教育和休闲活动，超过以往的任何时期吗？难道我们宁愿要雅典的公民大会或者罗马的公民大会，也不愿要英国议会或美国国会制度吗？或者仅仅是像阿提卡那样狭隘的公民权就满足了，或是由禁卫军来选举统治者的方式？难道我们宁愿生活在雅典共和国的法律之下，或者是在罗马皇帝的统治之下，也不愿生活在带给我们人身保护、陪审团审判、宗教和知识自由，以及妇女解放的宪法之下吗？我们的道德尽管松懈，但是真就比荒淫无度的阿尔比亚德斯（Alcibiades）更糟吗？我们美国有哪一位总统效仿过伯里克利，和高等妓女生活在一起？难道我们要以著名的大学、众多出版社和藏书丰富的公共图书馆为羞耻吗？虽然雅典有过许多伟大的剧作家，但是有哪一位比莎士比亚更伟大呢？难道阿里斯托芬（Aristophanes）能够像莫里哀（Molière）一样，学识渊博又道德高尚吗？德摩斯梯尼（Demosthenes）、伊索克拉底（Isocrates）和埃斯基涅斯（Aeschines）的口才，就一定比查真有进步吗？塔姆（Chatham）、伯克（Burke）和谢里登（Sheridan）更高一筹吗？我们能把吉本（Gibbon）排在希罗多德（Herodotus）和修昔底德（Thucydides）之后吗？在古代有哪一本散文小说，能从广度和深度方面，超过今天的小说呢？我们可以承认古人在艺术上的优势，但是我们可能有人更喜欢巴黎圣母院，而不是希腊的帕特农神庙。如果美国的建国者们能够重返美国，或者福克斯（Fox）与边沁（Bentham）返回英国，或者伏尔泰（Voltaire）和狄德罗（Diderot）返回法国，看到我们今天生在福中不知福的境况，他们难道不会斥责我们忘恩负义吗？这种幸福是过去不曾有过的——甚至在伯里克利或者奥古斯都的统治之下，也未曾出现过。
我们不应当为我们的文明也会像其他文明一样死亡而过于烦恼。正如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（FrederickⅡ）在科林对自己吃了败仗的部下说的那样：“难道你们能长生不老吗？” 生活采取新的形式，新的文明和中心有机会出现，这大概应视为一件好事。与此同时，迎接日益崛起的东方的挑战，也许会给西方重新注入活力。
我们已经说过，一个伟大的文明不会彻底死亡——人死功绩在。一些宝贵的成果，历经国家的兴衰沉浮而一直存在着，例如火与光的发明，车轮和其他基本工具的制造；语言、写作、艺术、歌曲；农业、家庭和父母之爱；社会组织、道德和慈善；以及传播家庭和种族经验的教学方法。这些都是组成文明的基本要素，从一个文明历经危难而传给另一个文明，被顽强地保存下来。它们联接着人类历史。
如果教育能传播文明，我们毫无疑问是在进步之中。文明不能遗赠，它必须经由每一代人重新学习。如果传播的过程被打断一个世纪以上，文明就会死亡，我们又会重新变成野蛮人。因此当代最好的成就，就是付出了空前的财力和人力，为所有的人提供了更高的教育。过去念大学是奢侈的，是为有闲阶级的男士设计的；今天的大学到处都是，只要你肯努力，就可以变成博士。我们也许超不过古代那些出类拔萃的天才，但是我们的知识水平与平均数已经上升，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。
除了孩子外，大概不会有人抱怨，我们的老师还没有根除千百年以来的谬见和迷信。伟大的尝试才刚刚开始，它还可能被不情愿的高出生率或有意造成的愚昧无知打败。但是假如每个孩子都必须上学并一直学到二十岁为止，而且可以免费进入收藏和提供人类智慧与艺术财富的大学、图书馆以及博物馆，那么会出现什么样的教育结果呢？不应把教育仅仅当成事实、年代和帝王将相的资料堆积，也不能仅仅当作为了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必要准备，而是应当作对我们精神、道德、技术和美学遗产等尽可能充分地传承，其目的在于扩大人类的理解能力、控制能力、审美能力和享受生命的能力。
我们现在能够传承的文化遗产，要远比过去丰富。它比伯里克利时期的遗产要丰富，因为它包括了它之后全部希腊文明的精华，又加上了后来的成就；它比达·芬奇时代的遗产要丰富，因为它除了有达·芬奇的作品之外，还有意大利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成就；它比伏尔泰时期的遗产要丰富，因为它囊括了整个法国启蒙运动及其影响所及的成果。纵然我们有所抱怨，进步仍然是真实的，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生下来就比过去的婴儿更健康、更漂亮、更聪明，而是因为我们生来就有更丰富的文化遗产，生来便处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，知识和艺术积累的增加，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基础和支撑。遗产在增多，接受遗产的人也就相应地得到了提升。
历史首先是这一遗产的创造和记录；进步就是遗产的不断丰富、保存、传播和利用。对我们而言，研究历史不仅仅在于对人类的愚蠢和罪恶给以警示，也是要鼓励人类铭记有价值的先人。过去不再是一个恐怖陈列室，而是变成了一座英灵的城市，一个广阔的思想国度，那儿有无数的圣哲贤明、政治家、发明家、科学家、诗人、艺术家、音乐家、有共同爱好的人以及哲学家，他们谈笑风生，有说有笑，有跳有唱，有雕有刻。历史学家不会悲伤，因为除了人们赋予人类生存的意义，他从中看不到任何意义。我们能够亲身赋予我们的生命以意义，这意义有时能超越死亡，我们理应为此感到自豪。如果一个人很幸运，他便能在去世之前尽可能多地收集他的文明遗产，将其传给他的子女。到了弥留之际，他也会感激这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遗产，因为他知道：这是养育我们的母亲，这是我们永恒的生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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